在清代揚州的儒商中，風行著一種“詩高雅集”，這種“詩高雅集”常在私人園林中舉辦。
據《揚州畫舫錄》記錄，這種“詩高雅集”以馬氏兄弟的小小巧山館、程氏的筱園、何氏的休園為最盛。此中，回隱翰林程夢星所修的筱園，在康熙年間被列為揚州八家名園之一。該園自宋代以來，就是以蒔植芍藥著名的園圃。每當花期，人行此中，如散步花海之中。被程夢星收買后，他把園外的百余畝淤田加以清算，遍種荷花。此外還分辨以竹、梅、松、桂等為主題布置園中遍地，讓軒閣建筑以及假山、水池盡被花影翠蔭圍繞。芍藥怒放之時，筱園的主人便為名花舉行詩文之會，邀集文人老友對花陣，賞時光，肆情吟詠一番。
程夢星出生鹽商之家，唸書業儒，曾為翰林，有極高的文明涵養，與他來往的也多是飽學的文人雅士。是以，筱園的賞花雅集，被那時人看作一場文明嘉會，作為運動掌管人的程夢星，也被“推為一時大雅之宗”。
詩高雅集并非幾個伴侶湊在一路吟幾句詩那么簡略，還需求雄厚的物資前提作為支持。詩會現場的布置就需表現士年夜夫生涯方法的精雅。必定要為每位介入者預備一套獨用的、外型不俗的案與椅，案上則陳設整套優質的文房用品，以及茶壺、茶杯一副，還有生果一盤，零食一盤，詩韻一部。別的，雅集上天然還供給酒茶、肴饌，在這些細節上也不克不及草草敷衍，需求良庖精制，才不墜主人檔次。
按那時的習氣，會議諸人寫出的詩文作品，當天就由主人派人送到書肆中加以刻印。說來讓人詫異，在彼時沒有電腦排版的前提下，一部詩集竟然在三天之內就能付印成書。在書肆刻印的這三天經過歷程中，作者還可以隨時對本身的作品停止修正，刻印工人會供給重刻的辦事。詩集一旦裝訂成冊，就會由會議主人不花錢分送城中的著名文人，請他們批評觀賞。須知，這一筆刻印成書的所需支出，也是要由詩文會的倡議人累贅的。
在吟詩賦文的環節停止之后，普通都設有招待與會人士聽曲不雅戲的共享空間項目。聽說，有一次，一位巨賈主人開了個打趣，把大師都請到一間似乎很破舊的園廳里，廳中只設定了四個年事極年夜的老樂師為眾賓客奏曲。主人們正被這種接待搞得摸不著腦筋，卻見廳后正中設有四扇綠玻璃屏門，突然被一路翻開，赫然現出園深處的重重樓閣，掛滿紅燈。清楚主人是在惡作劇，大師也不由哄笑起來，接上去，賓主一路轉移到紅燈明爍的樓閣中就座，一群年青樂人交流下去扮演曲目，看戲環節才真正開端。
豪華的詩文之會固然舉行頻仍，但現實上并沒有催生出值得后人觀賞的、真正的杰出詩作。這種雅集更像是智力比賽，像是伴侶們湊在一路比拼智商與涵養的文娛。運動中，不只要限制主題、限制韻律、限制創作時光，甚至還對每小我能應用哪些字也都嚴厲設限。主人會供給一套用共享空間象牙刻的“詩牌”，也就是每個半寸年夜的象牙牌上刻一個漢字，與會者每人用抓鬮等方法分到幾十個或許上百個小詩牌，然后只能采用本身分到的象牙牌上所刻的漢字來完成詩作。以事前規則的幾十、百余字來完成一首詩，的確就是不成能完成的義務，更不成能出佳作。
這種游戲似的文明運動好像一種黏合劑，促進了儒商和文人雅士之間“引為同志”的情感。
由于清朝特定的鹽政軌制，在康熙年間，以鹽商為主體的揚州巨賈敏捷突起。其興之初，不免會有炫富心態。不外，由于揚州巨賈以徽州商報酬主，而徽人一貫器重儒業，所以，很快風尚產生改變。富豪之家不只紛紜大方援助社會上的文明工作，並且專心督導自家後輩唸書受學，他們的後輩往往亦商亦儒，甚至棄商進仕，經由過程科舉成為國度官員。
典範如小小巧山館的主人馬氏兄弟，一邊勤謹經商，一邊熱衷于搜集可貴文獻，并且以停止古籍判定為莫年夜樂趣。他們的私人花圃——小小巧山館中建有專門的圖書館——叢書樓。與那時良多富有儒風的揚商一樣，馬氏兄弟用各類方法對文明人停止援助，從生涯上的直救濟助，到出資出書他們的著作。別的，揚州巨賈還風行接待各類類型的有才之士持久住在1對1教學本身的私人園林傍邊，以此包管他們的藝術或學術創作。馬氏兄1對1教學弟也不破例，小小巧山館中，畫家、詩人、學者都曾是長住的主人。對于這些文人來說，很是主要的是，叢書樓如私家藏書樓一樣，有人間少見的躲書可供他們借閱。一些學者甚至住在叢書樓下，應用這里的躲書，完成主要的學術著作。
那時，清朝對常識分子實行比擬嚴苛的政策。揚州巨賈應用本身的財力，為他們供給了一處平穩的周遭的狀況。固然私人園林中的詩高雅集在文學上沒有催生杰作，但這些園林的主報酬有才之士供給物資輔助，客不雅上為學術等文明工作的成長作出一些進獻。那時的揚州也是世界文明城市之一，在學術上呈現了影響久遠的“揚州學派”，繪畫方面則有“揚州八怪”綻放異彩，在園林、工藝美術甚至在女性時髦方面也都引領著潮水。
恰是在這般的文明佈景下，在園林里的“詩高雅集”中，儒者風范的商人與文人雅士經由過程共享文學創作的高興，確立了情投意合的文明尋求。
（作者：孟暉，系中國傳統物資文明史學者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