許禮平：說鄧中夏致譚延闿函–文史–中找九宮格共享空間國作家網
要害詞：譚延闿 鄧中夏 文人來往 名人手跡
冷齋躲札形形色色，而最受器重的是古今義士的遺墨。如楊漣、鄺露、梁鐵君、林時塽、宋教仁、陳其美、廖仲愷、李年夜釗、區勵周、鄧中夏、黃祖雄、梁彥明、郁達夫、楊杰、吳石、陳儀等等。閑時展卷，如經歷史長河，那河道的不是水，套句關漢卿雜劇唱詞，是“流不盡的好漢血”。
在此，且說躲品中未表露的函札，其啟者和受啟者是鄧中夏和譚延闿。
該函札進躲前已裝裱成冊，今仍存舊貌。冊中有三位湘賢手札各一，而鄧氏信件居首。冊面無題簽，無引首，亦無題跋。函札內在的事務相互聯繫關係，而產生時光則在1926-1947這廿年中。三札辭旨各有顯晦，但當時代脈搏則往人未遠。是可以追慕、可以感歎，也可以嗟嘆。在此，且先說明鄧中夏致譚延闿一札。
該札封套正中墨書“送第二軍呈譚主席勛啟”，封左下印有“中華全國總工會緘”，作扁體關防字樣。
鄧中夏致譚延闿手札封套
【說明】：“第二軍”
即“公民反動軍第二軍”。查1925年6月15日，中國公民黨中心履行委員會全部會經過議定議主要案四項，此中兩項為：改組年夜元帥府為公民當局，開國軍及黨軍改稱公民反動軍。7月3日，公民當局軍事委員會成立，8月1日，開國各省軍交還軍權與軍委會。譚延闿解湘軍總司令職，改任軍委委員，長第二軍。
那時，以“黃埔軍校先生軍和粵軍一部編為第一軍，蔣介石任軍長；譚延闿的湘軍編為第二軍，譚延闿任軍長；滇軍編為第全軍，朱培德任軍長；粵軍第一師擴編為第四軍，李濟深任軍長；粵軍第三師擴編為第五軍，李福林為軍長”。
【說明】：“譚主席勛啟”
一、公民當局委員會（1925年6月30日由公民黨中心履行委員會推定，來日誥日宣誓就職）委員會議主席汪兆銘1926年3月23日告假，由譚延闿代表。是代表“主席”。
二、1926年4月16日，中國公民黨中心履行委員會與公民當局舉辦聯席會議，譚延闿被推薦為政治委員會主席。蔣介石是常務委員會主席。蔣班師北伐，主席職務，分由張人杰代表黨務會議主席，譚代表政務會議主席。1928年2月，譚在南京被選任公民當局主席。
【說明】：“中華全國總工會緘”
按“中華全國總工會”成立于1925年5月1日，代替舊有的“中國休息組合書記部”。舊有的“書記部”曾在廣州召開“第一次全國休息年夜會”，那時鄧中夏被選為書記。罷工時代，鄧亦曾應用“全國總工會代表”的成分。故鄧氏在函中得用“中華全國總工會”關防字樣。
該信原文是——
畏公同道師長教師：
茲擬函稿一件，乞趕快見知，以便轉告該舉事委員也。此事很是緊迫，他們逼得要命，恃愛率陳。并叩黨祺。鄧中夏。十一月一日。
鄧中夏致譚延闿手札
信中有另附一紙，當系舉事委員有所請求，或是鄧中夏囑其開列并轉呈。云：
某某鑒：
噴鼻港罷工舉事委員奮斗年余，殊堪嘉許。所請之件，在未謀得職務之前，準予每人每月補助囗元。請轉知該委員等推定擔任代表一人或二人按月向宋部長支付可也，端此并頌時祺。
簽名
鄧中夏致譚延闿手札附起草函稿
此附信是為省港年夜罷工舉事委員催發補助。原來“罷工”是帷幄之中，當早有設定的。何故罷工年余，連委員自己也有未能獲得補助者。雖年夜義以後，卻難為了巧婦。
查《譚延闿日誌》1926年讱齋日誌十月一日誌有：“蘇兆征、鄧中夏偕罷工舉事代表黃金源、沈潤生來，言處理罷工事。”
【說明】：“并叩黨祺”和“恃愛率陳”
“受啟者”是譚延闿，清末名令郎，湖南末科“會元”，也是有清一代湖南獨一的會元。他是湖南立憲派首級，曾三度督湘，且兼湘軍總司令，又是公民當局的行政院長，是集功名、名流、權要于一身的金馬玉堂式人物。而鄧中夏作為反動者，何故竟能有“恃愛率陳，并叩黨祺”之詞？
公民反動軍第二軍軍長譚延闿
這要從上一代說起。鄧中夏父親鄧典謨（1874-1946），是王先謙門生（與楊昌濟同窗），光緒壬寅與譚延闿鄉試同榜。后任湖南議會議員，其著作則有《論語會通》《宜章縣志》等。
鄧典謨與譚氏既是鄉榜同年，又是湖南省議會的議員，而清末“湖南省咨議會”的議長又恰是譚延闿，那就是“年兄弟”兼“憲友”了。以此，鄧中夏是年家子，應用“恃愛率陳”就不是“套話”了。至于“黨祺”，當時譚已參加公民黨，而1924年國共一起配合時代，鄧中夏到公民黨上海履行部任勞工部干事，無論鄧以共產黨員仍是公民黨員的成分，恭祝公民黨員的黨祺，是天然而然的事。
1924年5月5日攝于上海。鄧中夏時為公民黨上海履行部勞工部干事，列席為留念孫中山就職很是年夜總統三周年舉辦的慶賀會議。
鄧中夏出生書噴鼻家世，經湖南高師結業進北京年夜學國文門，復轉哲學系洊至結業。繼與張國燾在長辛店辦休息補習黌舍。又在保定“直隸省立高級師范黌舍”任國文系新文學傳授，兼在保定育德中學講課。后被通緝，轉在上海年夜學任教務長。這是其平生公然的社會簡歷。
在政治上，鄧中夏1920年已參加“中國共產黨北京小組”，翌年下半年，繼李年夜釗任為北年夜第二屆黨支部書記。曾在長辛店辦校，藉以組織工會搞工運。末代天子溥儀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談其少年時有《仿陋室銘》，結句為“直隸長辛店，西蜀成都亭，余笑云：何承平之有！”可見鄧氏的長辛店只是牛刀小試，但已顫動全國，並且是上達“宸聽”了。
“二七”罷工后，鄧被通緝而流亡上海，由李年夜釗推舉與于右任，得任上海年夜學教務長。鄧乃鼎力引進右翼傳授及共產黨人任教社會迷信，把上海年夜學反動化了。噴鼻港《書譜》雜志社長梁披云師長教師是上年夜先生，常與筆者說起“文有上年夜，武有黃埔”，這是那時上海的傳播語，但也可看作鄧氏“政績”。至于后來的省港年夜罷工，歷時十六個月，又是環球震動的事。
前人說“掀天揭地，方是奇材”，但鄧中夏為人倒是平易親和而不傲岸。張國燾描述鄧氏是“使人感到到他具有‘秀才’和‘牧師’的兩種作風”（張國燾《我的回想》）。
且引彭述之太太陳碧蘭的回想：
當全國午，包（惠僧）帶我往拜訪鄧中夏，他原為北京年夜教學場地學的先生，北京共產主義小構成員之一，同時也是初期共產黨作工人活動的主要干部之一。他的重要任務是鐵路工人活動，但自一九二三年“二七”京漢鐵路總罷工掉敗后，他亡命上海。那時他為休息組合書記部擔任者，上海年夜學的事務主任。他的立場懇切、熱情，不亢不卑。（陳碧蘭《我所熟悉的瞿秋白》）
別的曾志回想說：
離暴亂的日子越來越近，我迫切地等候著這一天的早日到來，由於我盼望戰斗。可是此時中心派來了特派員，叫鄧中夏，也是宜章人。他三十多歲，穿戴一件白麻布長衫，戴著一頂博士帽，顯得很魁偉、很精力。固然我并不熟悉他，但我從母親那里傳聞了他，以及他家庭的一些情形，是以對他很尊重，很敬佩。鄧中夏向湘南特委轉達了中心的決議，撤消暴亂！他說，此刻全國反動情勢處于高潮，在這個時辰舉辦暴亂非常晦氣，取勝的能夠性不年夜。此刻主要的是要積儲氣力，保留實力，轉移到鄉村往樹立武裝，成長游擊斗爭。聽了他的轉達，我們只好將已預備好的暴亂打算廢棄了。……鄧中夏在衡陽住了兩天，他傳聞我也是宜章人，看會議室出租我非常積極肯干，對我也有好感，說：“你表示得還真不錯。”我就見過他一次，后來傳聞他在一九三二年勇敢就義。（曾志《一個反動的幸存者》）
回想者曾志后來成了陶鑄夫人。昔時只是十八歲的她，沒有唏噓，但濁世中的好漢兒女，卻留待后報酬之唏噓了。
鄧中夏出生于書噴鼻世家，受過完全的學制教導，待人接物是位恂恂儒者，他文章也寫得好，能波折達意，又能歸納綜合超出。但卻有人以為鄧氏不配為實際家，而只是履行家。這也不免難免太冤枉了鄧中夏。
據陳碧蘭回想，瞿秋白就持此種成見，她在回想錄中說到：
上年夜傳授和人員同道間的感情并不非常融洽。瞿和施（施存統）能一起配合的，但鄧中夏與瞿秋白之間一直分歧諧，因瞿對他老是采取一種鄙棄的立場。瞿曾親身對我說：“鄧中夏沒有實際涵養，是一個現實主義者。”因鄧那時任上年夜的事務主任。至于其他在上年夜中學部教書的同道，那他更不在眼內了。
接著陳碧蘭提出疑問，（鄧中夏）“生于詩書之家，在北京年夜學攻讀文學和哲學，在1919年隨李年夜釗搞‘少年中國粹會’，次年進‘馬克思學說研討會’并當任‘北京共產主義青年團’的總書記，是李年夜釗的密切助手，竟能是‘沒有實際涵養’？”
陳碧蘭的辯駁是無力度的。鄧中夏發展于舊學之家，也曾在北京年夜學文學系結業，餐與加入過五四活動，任北京學聯總務干事。介入組織少年中國粹會，且任履行部主任。在北年夜他是最早接收馬克思主義實際者之一，介入成立馬克思學說研討會，又最早參加北京共產主義小組。開辦長辛店鐵路工人休息補習黌舍，編纂出書《休息音》周刊。一年夜成立中國休息組合書記部，他是北京分部擔任人，主編創刊青年團機關刊物《前驅》。他草擬了第一部工會組織法并獲經由過程，隨后，被中心調任中國休息組合書記部總部主任。像如許的人，馬列程度能不高嗎？按陳碧蘭的回想，瞿秋白是掉言了。
陳碧蘭的回想更有一段鄧氏后期的行跡，說：
鄧中夏也是湖南人，後面曾經簡單地提到他的汗青。當我于1923年秋到上海時，他仍然是休息組合書記部的擔任者之一，又是上海年夜學的事務主任，但自1924年1月公民黨改組后，他便分開上年夜而到公民黨上海履行部任勞工部的干事。固然環龍路44號公民黨上海履行部離我們的居處很近，但他從不來我們這里（只要一次來找施存統）；同時，由于他的任務的調動，他就不屬于上年夜支部了，因此我們之間便很少接觸。直至1927年4月末，我們才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年夜會上從頭相見，兩邊甚為喜悅。但自此以后，我們就再沒有會晤了。他于1928年往蘇聯餐與加入國際第六次年夜會，以及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年夜會后，便留退職工國際，因他被選為白色職工國際委員，他在那里寫了《中國職工活動》小冊子。回國后，在上海作地下任務，于1933年在上海被捕送往南京槍決。他是我于1923年在上海以及1927年5月在武漢所接觸的同道中留下傑出印象者之一。
關于1929年后的鄧中夏情形，是頗少見于著作的。但周國全所著的《王明傳》有所記錄，該書有專章細述王明對鄧中夏的排斥和無情衝擊：
和瞿秋白一路曾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任務的鄧中夏，也由於同情中山年夜學大都先生否決王明小宗派，而遭到殘暴聚會場地衝擊。王明上臺后，中心在2月20日的決定中說：“中夏同道那時（指三中全會時——本文作者注）也沒能接收國際代表的看法來否決立三同道的過錯，反而到鄂西以后盡量往成長立三道路的過錯。”決定還說：曩昔中心政治局“對于鄧中夏、李劍如、余篤三三同道回國任務不久即派往蘇區擔任主要任務，都是分歧適的”，并說周恩來對此“要負相當的義務”。3月10日，王明等人又以黨中心名義致函湘鄂西特委，除責備鄧中夏履行了立三道路外，又硬說他履行了“富農道路”，犯了率領二軍團“上山逃跑”的過錯，并很快派其宗派團體成員夏曦，作為黨中心的代表達到湘鄂西蘇區，代替共享會議室鄧中夏在蘇區所擔負的引導職務。
鄧中夏的殉難，《國共兩黨關系史》一書所述之細節頗詳，有云：“1933年5月15日，中共主要引導人鄧中夏在上海被法租界政府拘捕，但成分沒有裸露，宋慶齡受共產黨委托停止營救，請史良lawyer 應用租界內資產階層法令程式，提出在租界內處理，不許移提，取得勝利。但在鄧中夏將近獲釋時，被叛徒出賣，蔣介石親身命令強行引渡鄧中夏至南京殺戮。”
鄧中夏的遺墨存世未幾，這函札我也特殊地加以珍護。
